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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

2018年10月23日 次瀏覽

  

   201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發布會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回答了記者提問。

  出臺背景和經過

  記者:現行合同法第九章已經以46個條文的容量規定了買賣合同法則,請問最高人民法院為什么還要出臺這部司法解釋?起草這部司法解釋都經歷了哪些程序?這部司法解釋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負責人:買賣合同是所有有償合同的典范,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典型、最普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

  人民法院司法統計數據顯示,歷年來民商事糾紛案件中,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的數量一直相當龐大,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過程中發生的民商事糾紛,買賣合同糾紛數量也是位居首位。無論是交易實踐還是審判實務,均表明買賣合同是現實經濟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見、也最重要的交易形式。合同法第九章通過46個條文規定了買賣合同法則,居于合同法分則規定的有名合同之首,買賣合同案件審理中需要遵循的原則和判斷標準亦常為其他有名合同所借鑒,因此,在合同法分則中占據統領地位的買賣合同章堪稱合同法的“小總則”。

  然而,由于合同法第九章的46個條文難以涵蓋買賣合同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及市場交易日新月異的變化,特別是在合同法施行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在貫徹適用合同法第九章的過程中,遇到諸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對買賣合同相關規定的不同理解,導致民商事審判實踐對合同法買賣合同章及相關規定的適用上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影響了司法的嚴肅性和統一性。為了及時指導各級人民法院公正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提高買賣合同法則的可操作性,最高法院于2000年3月正式立項,決定制定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并委派民二庭負責起草。

  最高法院民二庭對該司法解釋進行了深入調研和充分論證,廣泛征求了各級人民法院、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商務部、工商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各部門意見。特別是多次征求合同法起草人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崔建遠教授以及合同法專家韓世遠教授、王軼教授、劉凱湘教授、李永軍教授的意見。為了使司法解釋更符合市場交易實際和審判實踐的要求,更好地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我們還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網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司法解釋起草工作歷時十二年,起草十二稿。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45次會議討論通過了該司法解釋。

  《解釋》包括8個部分,總計46條,主要對買賣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標的物交付和所有權轉移、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負擔、標的物的檢驗、違約責任、所有權保留、特種買賣等方面如何具體適用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

  買賣合同效力的認定

  記者:合同的效力認定對于市場交易發展和交易秩序穩定影響甚巨,請問這部司法解釋在買賣合同效力的認定方面有什么新的進展?

  負責人:現代合同法或買賣法最為重要的基本精神或價值目標就是鼓勵合同交易,增進社會財富。市場交易越頻繁,市場經濟越能充分發展,社會財富和國家財富越能迅速增加。實踐不斷證明,隨著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和市場經濟日益繁榮,不適當地宣告合同無效,不僅增加交易成本、阻礙經濟發展,而且不利于對當事人意志的尊重,甚至導致民事主體對民商法的信仰危機。

  合同法頒行之后,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順利進行,保障我國經濟順利轉型,提升國家經濟實力,最高法院貫徹“鼓勵交易、增加財富”的原則,發布《合同法解釋(一)》和《合同法解釋(二)》等司法解釋,嚴格規制對合同的無效認定。例如,其特別強調,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的依據,只能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絕對不能再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作為依據。并對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作出限縮性解釋,即“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進一步減少了認定合同無效的事由。

  鑒于買賣合同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典型、最普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買賣合同的效力不僅事關交易關系的穩定和當事人合法權益之保護,而且關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解釋》繼續遵循該原則和司法立場,針對在市場交易活動中存在形形色色的預約,諸如認購書、訂購書、預訂書、意向書、允諾書、備忘錄等預約的法律效力,明確承認其獨立契約效力,固定雙方交易機會,制裁惡意預約人。對于實務中常見的出賣人在締約和履約時沒有所有權或處分權的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明確地予以肯定,旨在防止大量買賣合同遭遇無效認定之命運,更周到地保護買受人之權益,明晰交易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強化社會信用,維持交易秩序,確保市場交易順暢,推動市場經濟更加健康有序地發展。

  強力維護誠信原則

  記者:在當前買賣合同交易實踐中,違背誠信、有失公平的行為屢見不鮮,請問《解釋》在維護誠信原則,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交易秩序方面有何具體體現?

  負責人:在買賣合同交易實務中,經常出現當事人在買賣合同中訂入不公平條款或有違誠信之內容,這既侵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和市場交易秩序。

  有鑒于此,《解釋》在制定中,始終在對雙方當事人平等保護的前提下,注重規制和制裁違背誠信之行為,以實現雙方權益平衡,維護公平交易秩序。簡單舉幾個例子:

  第一,在動產一物數賣情形中,各買受人均要求實際履行合同的,《解釋》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否定了出賣人的自主選擇權。

  第二,在路貨買賣中,出賣人在締約時已經知道風險事實卻故意隱瞞風險事實的,《解釋》規定風險由出賣人負擔。

  第三,對標的物檢驗期間或者質量保證期約定過短導致買受人難以在檢驗期間內完成全面檢驗的情形,《解釋》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期間為買受人對外觀瑕疵提出異議的期間,并根據本解釋規定確定買受人對隱蔽瑕疵提出異議的合理期間,以此彰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買受人利益的保護。

  第四,對標的物異議期間經過后的出賣人自愿承擔違約責任后又翻悔的,《解釋》明確規定出賣人自愿承擔違約責任后,不得以期間經過為由翻悔,意在體現和維護誠實信用原則。

  第五,對出賣人明知標的物有瑕疵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時的瑕疵擔保責任減免特約的效力認定問題,《解釋》認為,雖然買賣合同當事人可以通過特約減免出賣人的瑕疵擔保責任,但在出賣人明知標的物有瑕疵而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而不告知買受人時,屬于隱瞞事實真相的欺詐行為,有悖誠實信用原則,因此對于這種特約的效力,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對當事人特約違反合同法第167條第1款規定時的效力認定等問題,鑒于合同法第167條第1款的目的在于保護買受人的期限利益,旨在體現分期付款買賣的制度功能,因此,如果當事人的特約違反上述規定,損害了買受人的期限利益的,《解釋》規定不應承認該約定的效力。

  可以說,《解釋》的公布和實施,對于保護買賣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交易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電子信息產品的交付方式

  記者:在現實生活中,存在有大量的以無實物載體的電子信息產品為標的物的買賣合同。此類買賣合同是否適用這部司法解釋?怎么認定這些電子信息產品的交付方式?

  負責人:近二三十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以電子信息產品為交易對象的買賣合同的數量和交易額日益增加,成為買賣合同中越來越重要的交易類型。

  傳統的買賣合同的標的物均為有體物,而電子信息產品卻與此不同,它既可以存儲于特定的實物載體,如刻錄在光盤上的音樂作品;也可以脫離于有體物,以數字化編碼的形式存儲于計算機系統中。

  對于標的物是有物質載體的電子信息產品的買賣合同而言,在交付規則上,與一般的買賣合同無異,應適用合同法及《解釋》的規定。對于標的物是無實物載體的電子信息產品的買賣合同而言,雖然買賣雙方并未實際交付有體物,但仍是以出賣人向買受人交付電子信息產品、買受人給付價款的方式履行合同。因此,在我國未就電子信息產品的買賣交易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以前,應當適用合同法及《解釋》的規定。

  無實物載體的電子信息產品具有顯著區別于傳統買賣合同標的物的特征,例如不以實物承載為必要、使用后無損耗、其本身易于復制并可迅速傳播等等。因此,對于標的物是無實物載體的信息產品買賣合同而言,其法律規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交付問題而言,合同法中有關買賣合同的交付方式的規定均以有體物的交付為原型,但信息產品已經逐步脫離了實物載體的束縛,更多的是以電子化的方式傳送,以在線接收或者網絡下載的方式實現交付,買賣雙方都不接觸實物載體,這與傳統的買賣合同中,出賣人向買受人轉移對標的物的占有,并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交付方式有較大差異。

  如何認定無實物載體的電子信息產品的交付呢?《解釋》對此作出專門規定。首先,如果買賣雙方對交付問題有約定的,遵照其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當事人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如果按照上述規則仍不能確定的,買受人收到約定的電子信息產品或者權利憑證即為交付。換言之,《解釋》根據電子信息產品的特點,確定了兩種具體的交付方式:一是交付權利憑證,二是以在線網絡傳輸的方式接收或者下載該信息產品。

  對第一種交付方式而言,買賣雙方交付的并非電子信息產品本身,而是僅交付電子信息產品的權利憑證,比如訪問或使用特定信息產品的密碼。在此情形下,買受人取得權利憑證后,即可自由決定取得、使用該電子信息產品的時間,因此,不宜以買受人收到該電子信息產品為標準來確定交付是否完成,買受人收到該電子信息產品權利憑證的,即應認定出賣人已完成交付義務。

  對第二種交付方式而言,買賣雙方以電子數據在線傳輸方式實現電子信息產品的交付。信息產品的傳輸過程包括出賣人發出信息產品和買受人接收信息產品兩個不同階段。由于技術、網絡、計算機系統的原因,出賣人發出電子信息產品并不必然引起買受人收到信息產品的后果。因此,如果以出賣人發出電子信息產品為交付標準,有可能產生買受人雖未能實際接收到該電子信息產品,仍須承擔給付價款的合同義務的法律后果,難免有失公允。考慮到電子信息產品的出賣人在電子信息產品的制作及傳輸方式選擇方面有更明顯的優勢地位,《解釋》規定,以買受人收到約定的電子信息產品為完成交付的標準。

  標的物毀損滅失責任

  記者:買賣合同成立后標的物如果出現毀損、滅失的情況,應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損失,一直是困擾審判實踐的疑難問題,請問這部司法解釋對標的物的風險負擔有什么新的規定?

  負責人:風險負擔制度是在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對標的物毀損、滅失的不幸損害進行合理分配的制度,一直被視為買賣合同中的核心制度。

  在買賣合同中,風險由誰負擔就意味著誰將承擔不利的后果,關涉買賣雙方當事人最根本之利益,對買賣雙方關系重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因標的物毀損、滅失所造成的損失,還面臨著誰有權向加害人索賠或向保險人理賠的問題。

  因此,各國立法對如何在當事人之間適當分配風險,均設計了相應的風險負擔制度規則,我國合同法在買賣合同章也對此作出專門規定。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經濟貿易日益活躍,合同雙方當事人因風險負擔問題發生糾紛的案件數量呈現上升趨勢。針對審判實踐中反映出來的法律適用問題,《解釋》通過四個條文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解釋和補充:

  其一,明確了送交買賣中“標的物需要運輸的”情況下承運人的身份。承運人是指獨立于買賣合同當事人之外的運輸業者。這種情況下的承運人不是出賣人或買受人的履行輔助人,這就有別于賣方送貨上門的赴償之債和買方自提的往取之債。

  其二,補充了特定地點貨交承運人的風險負擔規則。合同約定在買受人指定地點將標的物交付給承運人的,出賣人將標的物運送至指定地點并交付給承運人后,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

  其三,對路貨買賣中出賣人隱瞞風險發生事實的風險負擔作出補充規定。出賣人在合同成立時知道或應當知道標的物已經毀損、滅失卻未告知買受人的,買受人不承擔合同成立之前的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

  其四,對大宗貨物買賣中出賣人批量托運貨物以履行數份合同或托運超量貨物去履行其中一份合同情況下的風險負擔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果出賣人未以裝運單據、加蓋標記、通知買受人等可識別的方式清楚地將作為標的物的種類物特定于買賣合同項下,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負擔。

  可得利益損失認定

  記者:可得利益損失的認定既可謂買賣合同違約糾紛中經常出現的問題,也堪稱民商審判實務難點問題。請問這部司法解釋在認定可得利益損失方面有什么新的精神?具體又是怎么規定的?

  負責人:的確,可得利益損失的認定是買賣合同違約責任認定中的疑難問題。多年來,由于相關認定規則比較模糊并難以把握,致使審判實踐口徑不一,不少法官在判決中并不支持可得利益損失。

  為此,《解釋》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民法原理以及審判實踐經驗,對可得利益損失的認定作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釋和規定。

  具體而言,買賣合同違約后可得利益損失計算通常運用四個規則,即合同法第113條規定的可預見規則、第119條規定的減損規則、與有過失規則以及損益相抵規則,《解釋》通過三個條文對此進行明確規定。

  特別是《解釋》第30條關于“與有過失規則”和第31條關于“損益相抵規則”的規定,填補了合同法在相關規則方面的空白和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可得利益損失的計算和認定,與舉證責任分配密切相關。最高法院曾于2009年發布《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對可得利益損失認定提出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即違約方一般應當承擔非違約方沒有采取合理減損措施而導致損失擴大、非違約方因違約而獲得利益,以及非違約方亦有過失的舉證責任;非違約方應當承擔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損失總額、必要的交易成本的舉證責任。為了保障可得利益損失認定規則的實務操作性,人民法院在根據《解釋》認定可得利益損失時,應當結合上述指導意見的規定予以正確適用。

  標的物檢驗合理期間

  記者:合同法第158條關于標的物檢驗的合理期間是一個實踐中頗難把握的問題。請問這部司法解釋對此有何規定?

  負責人:審判實踐中對于標的物的檢驗合理期間如何確定,頗難把握;對于如何認定檢驗期間經過后的法律效果,分歧較大。《解釋》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針對合同法第158條第2款規定的“合理期間”的確定問題,《解釋》第17條考慮到標的物種類繁多且瑕疵類別多樣,對確定合理期間的考量因素進行了提示性列舉,賦予法官依照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的性質、目的、標的物的種類、瑕疵性質、檢驗方法等多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的自由裁量權。

  此外,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合同法第158條規定的“兩年”的性質存在是訴訟時效還是除斥期間之爭,《解釋》將其界定為不變期間,該期間不適用訴訟時效中止、中斷或者延長的規定。

  對于審判實務中爭議較大的異議期間經過后的法律效果問題,《解釋》認為,合同法第158條規定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和質量符合約定”屬于法律擬制,異議期間的經過將會使買受人喪失相應的法律救濟權和期限利益,不能被證據所推翻;但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出賣人自愿承擔違約責任后,不得以期間經過為由翻悔。

  所有權保留制度

  記者:所有權保留是買賣關系中非常重要的制度,但合同法對這一制度規定得非常原則。請問這部司法解釋對所有權保留制度作出了哪些更具操作性的解釋和規定?是怎么考慮的?

  負責人:所有權保留是指買賣合同中買受人先占有、使用標的物,但在雙方當事人約定的特定條件成就前出賣人仍保留標的物的所有權,條件成就后標的物所有權才轉移給買受人的制度。

  合同法第134條雖然對所有權保留制度作出規定,但過于原則和簡略。該制度在實務操作中面臨著諸如適用范圍如何,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保護機制等亟待明確的問題。因此,《解釋》的一個主要任務和內容就是要細化所有權保留制度,進一步提高該制度的實務操作性。為此,《解釋》在第34條至第37條,通過4個條文、8款規定對該制度作出了頗具操作性的具體解釋。

  我們在解釋和規定所有權保留制度相關規則時,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關于所有權保留制度的適用范圍問題。由于合同法第134條未對所有權保留買賣的適用對象作出限制,導致學界和實務界對此存在分歧,消費市場上也存在一些以所有權保留方式買賣房屋的行為。我們認為,所有權保留制度不應適用于不動產。首先,由于不動產買賣完成轉移登記后所有權即發生變動,此時雙方再通過約定進行所有權保留,明顯違背法律規定。其次,在轉移登記的情況下雙方還采用所有權保留,出賣人的目的是為擔保債權實現,買受人的目的在于防止出賣人一物二賣,物權法第20條規定的預告登記制度足以滿足買賣雙方所需,因此沒有必要采取所有權保留的方式。特別是,轉移登記是不動產所有權變動的要件,在轉移登記完成前不動產所有權不會發生變動,買受人即使占有使用標的物,只要雙方不轉移登記,出賣人仍然享有所有權,當然也就可以保障債權,所以更無必要進行所有權保留。最后,綜觀境外立法及司法實踐,大多認為該制度僅適用于動產交易。因此,《解釋》明確規定,所有權保留制度不適用于不動產。

  第二,關于出賣人權利的保護機制及其限制問題。出賣人保留所有權的主要目的就是擔保價款債權實現,在買受人的行為會對出賣人的債權造成損害時,應當允許出賣人取回標的物以防止利益受損。買受人的上述行為一般包括未按約定支付價款,或者未依約完成特定條件,或者對標的物進行不當處分等。出賣人取回標的物后,在特定期間買受人如果沒有向出賣人回贖標的物,出賣人可以將標的物另行出賣并以出賣后的價款彌補債權損失;不足以彌補債權損失的,出賣人還可以向買受人請求賠償。但出賣人的取回權并非絕對,其亦應受到限制:其一,應受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如果標的物被買受人處分給第三人,該第三人又符合物權法第106條關于善意取得的規定,則出賣人不得取回標的物。其二,應受買受人已支付價款數額的限制。如果買受人已支付的價款達到總價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時,我們認為出賣人的利益已經基本實現,其行使取回權會對買受人利益影響較大,此時應兼顧買受人利益而適當限制出賣人取回權。

  第三,關于買受人的回贖權問題。買受人由于對標的物的占有使用已與其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關系,買受人對出賣人完全轉移標的物所有權也具有一定的期待,這種利益關系及期待應予保護。出賣人取回標的物后,買受人可以在特定期間通過消除相應的取回事由而請求回贖標的物,此時出賣人不得拒絕,而應將標的物返還給買受人。可見,買受人并不是處于完全消極的地位,只要積極恰當地履行義務,買受人的利益還是能夠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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